拾遗物语 有其子,必有其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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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,清明节, 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 双手紧握胸前: “父亲,怎么办?我要说出真话吗?” 此时,“非典”正向全国蔓延。 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: “非典是衣原体造成的, 而不是病毒, 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。” 但钟南山心里很清楚: “元凶不是衣原体,而是病毒。” 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 “父亲,我要说出真相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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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世藩从协和毕业时与老师及同学合影
1901年,钟世藩出生于厦门。 未及9岁,父母便以双亡。 9岁那年,他被人带到上海, 给一户有钱人家做仆人。 寄人篱下的钟世藩, 一边给人家做工, 一边刻苦地学习, 终于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。 协和医学院由美国人创办, 实行严格的淘汰制, 钟世藩这一届, 考入协和的学生有40人, 但只有8人拿到了学位, 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。 1930年,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后, 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, 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, 是当时中国绝少的医学博士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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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之后, 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。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, 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, 一夜3次登门, 让钟世藩携带全家及医院现金, 连夜撤往台湾, 钟世藩没有答应: “我是中国人,我留在这里。” 他不但人没去, 还把13万美元现金保存了下来。 广州解放后, 钟世藩将医院所有财物, 都上交了当时的军管会。 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里, 还保存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——《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》。 在这本410页移交清册里, 从医疗仪器到药品, 从一本书到一分钱, 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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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
1953年,院系调整后, 钟世藩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。 大家应该都知道, 儿科是医院最忙科室之一。 很多时候下班回家了, 钟世藩还得不到休息, 有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钟世藩家看病, 钟世藩总是不厌其烦, 有时甚至还会上门出诊。 那时,年纪尚小的钟南山十分不解: “爸爸,你没必要这样啊?” 钟世藩对钟南山说: “所谓医者本分,就是治病救人。” 这句话,打小就刻在了钟南山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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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山医学院任儿科主任期间, 钟世藩有两个习惯。 第一个习惯:抽查病历。 谁写的病历不规范不整洁, 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批评。 当时,钟世藩有一句名言: “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, 人家都看不懂,你写来干嘛呢? 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, 也是一个医院的名片。 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, 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, 看一个医院的质量, 也要先看它的病历。 病历能反映一位临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学识水平, 这是临床医生基本功之一。”
▲钟世藩书写的病历
第二个习惯:喜欢查房。 中山医学院的儿科医生, 最怕钟世藩查病房, 因为钟主任查房时, 要求医生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先交上, 医生必须脱稿作报告。 如果作报告时结结巴巴或言不及义, 钟世藩立马就会中断查房, 然后掉头而去。 所以,没有一个医生敢粗心大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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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世藩是中山医院的一级教授。 现在中山一院的老教授, 很多都是他的学生。 “中山一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, 低于10元的有8万多张。 他们看病有一个习惯, 能够吃药就不要打针, 能够打针就不要输液, 能够用便宜药就不要用贵药。” 这样的看病习惯, 来自于钟世藩的教导。 有学生曾问:“老师,什么是医德?” 钟世藩回答:“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,就是医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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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钟世藩夫妇和钟南山兄妹
1950年代,中国很穷, 科研条件非常有限, 科研资金非常稀缺, 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, 钟世藩省吃俭用, 用省下的钱买回三四百只小白鼠, 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。 当时有个笑话,如果有人问: “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?” 马上就有人答: “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浓,那就是他家。” 这个小白鼠实验室, 给钟世藩带来了两大收获: ●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。 ●让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。 钟南山天天帮父亲喂老鼠, 在父亲的熏染下, 他慢慢喜欢上了医学, 并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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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,钟南山很淘气。 妈妈给他钱, 让他交学校伙食费, 他竟然把这个钱截胡了, 偷偷藏起来买零食和玩具。 终于有一天,事情露馅了, 钟南山暗叫“完了完了”, “我当时以为大难临头了, 父亲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。” 结果钟世藩根本没有动手, 他把钟南山叫到跟前,只是说: “做人,最重要的是诚实。 南山,你自己想一想, 你这么做是不是诚实?” 这样的质问, 比打钟南山一顿让他感受更深。 “这感觉比他打我一顿, 对我刺激更大, 父亲这句话,让我明白了, 人生在世,诚实比机灵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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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,19岁的钟南山, 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。 在北京医学院念书期间, 钟南山体育成绩好到爆。 1958年,第一届全运会, 钟南山以54.4秒的成绩, 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栏全国纪录, 不仅如此, 他还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。 全运会结束后,北京体委找到他, “你来我们这里做职业运动员吧!” 搞体育当明星很风光, 钟南山有点动心了, 回家征求父亲意见:“爸,你觉得怎么样?” 钟世藩回答了这样一句话: “钟家优良传统有两个, 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, 第二办事要严谨要实在。” 听完这句话,钟南山脸就红了, 放弃了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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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,大学毕业后的钟南山, 正准备大展拳脚时,“运动”来了。 由于父亲在美国留过学, 还做过国民政府医院的院长, 所以成了“走资派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 钟南山受牵连, 被下放去做校报编辑、做锅炉工…… 这一做就是11年。 1971年,钟南山终于回到了广州。 钟南山回到广州后, 一度有点灰心丧气。 一向沉默寡言的钟世藩, 有一天突然问钟南山: “南山,你今年几岁了?” 钟南山答:“35岁。” 钟世藩叹了口气:“喔,都35了,真可怕。” 这句话改变了钟南山的命运。 那天晚上,钟南山失眠了, 他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意思, “都35了,还一事无成。” 那天夜里,钟南山暗下决心, “我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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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医学11年, 要从头开始实在是太难了。 在广州四院上班的钟南山, 第一次出诊就出现了误诊, 将一名胃出血病人误诊为“结核性咳血”, 成了医院的大笑话。 但在父亲的鼓励下, 钟南山没有气馁, 他每天最早去最晚下班, 在一年时间里, 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, 体重掉了12公斤, 很快就胜任了临床工作。 在“追回时间”的钻研中, 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钟南山的治学态度。 有一次,他跟父亲一起出诊, 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, 钟南山说:“这应该是结核。” 钟世藩听了,很严肃地反问: 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? 尿血可能是结核, 也可能是膀胱炎, 还可能是其他炎症, 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?” 一句话就把钟南山问得哑口无言。 接着,钟世藩说了一句让钟南山永生难忘的话: “医者人命,没有十足的证据,不可轻下判断。” 这句话,从此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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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,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。 当时全国搞了一个普查, 结果显示3.82%的中国人患有慢支炎。 周总理发出号召:“开展群防群治。” 但当时的医生都不想参与, 为什么? “治咳不治喘,治喘不露脸。” 没有医院能真正治好慢支炎, 去做这个工作做不出成绩。 医生们都不愿去, 组织就找到钟南山。 钟南山开始也有点不愿意, 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。 钟世藩说:“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。” 于是钟南山就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。 在五年研究中,他与侯恕合作, 写下了论文《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》。 1978年,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, 这篇论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。 钟南山名声大振。 1979年,钟南山获得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, 这是改革开放后, 最早被国家派出去深造的留学人员。 钟南山从这里起航, 一步一步地成了中国顶尖呼吸内科专家。 选择难走的那条路,成就了钟南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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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,广州市图书馆, 多了一位白发老人, 他每天最早到,最晚离开, 这个人就是钟世藩。 “被退休”的他, 天天在这里查资料、做笔记。 钟世藩想干嘛? “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, 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症状、体征问诊上, 所以我想写个册子, 把这辈子积攒的经验留下来, 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。” 当时,钟世藩的视力已经不行了, 他两眼有复视,看东西重影, 所以只能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写, 累了就再换另一只。 后来视力实在不行了, 他就把整个脸贴在桌面上。
钟南山见父亲如此,非常心疼, “爸,你不要写了吧!” 钟世藩有点生气,回答说: “不写了干什么?等死吗?” 然后,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: 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 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, 那他才算没有白活。” 已经不惑之年的钟南山听到这句话, 浑身一震, 从此,这句话也成了他的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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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时四年, 钟世藩终于完成了《儿科疾病鉴别诊断》。 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: “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语录吧!” 钟世藩坚决不加: “这是医学著作,不是政治宣传。” “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。” “对医生而言,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。” 这本书出版后,很快售罄, 之后再版了5次。 钟世藩也拿到了1500元稿费, 他把稿费分成两份, 一份1000元,一份500元, 多的这一份, 他给了帮他抄写手稿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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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, 钟世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 临终前两天, 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。 临终前,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: “千万不要开追悼会, 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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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家风才是最大的不动产
2003年,清明节, 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, “父亲,我要说出真相吗?” 钟南山知道, 如果换作是父亲, 他一定会说出真相。 “真药救人,真话救世。 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。” 真药加上真话,中国才能度过这一劫。 2003年4月10日, 在中外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, 钟南山选择了说出真话: “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? 根本就没有控制!” |